“我對燕趙大地充滿深情。不只因為我在這塊土地上工作過，更是因為這是一塊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國從這里走來’的土地。”

——習近平

1983年春，時任正定縣委副書記習近平在正定縣委辦公。（資料圖片）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對燕趙大地充滿深情。不只因為我在這塊土地上工作過，更是因為這是一塊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國從這里走來’的土地。”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這里的人民“一塊苦、一塊過、一塊干”，傾注了極大心血和情感，他對這片熱土知之深、愛之切。他說：“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

摘掉“高產窮縣”帽子，走出“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在全省率先推行“大包干”，制定“人才九條”廣招天下英才，住在辦公室、吃在大食堂……“我渴望盡自己的微薄力量，親手為他們做一點實在事情”“真刀真槍干一場”“改革戲必須大家唱”“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正定是習近平總書記從政開始的地方，也是他提出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實踐源頭。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的創新探索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習近平總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的思想和實踐，充分體現了他在青年時期就具有堅定信念、為民情懷、改革思維、開放意識、務實作風和責任擔當，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一脈相承。

兩個多月來，河北日報記者深入采訪當年與習近平總書記接觸過的干部群眾，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難忘歲月”為主題，從心系民生、實干實政、改革創新、擴大開放、轉變作風等5個方面，采寫了系列長篇通訊，真實展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的從政風范和人格魅力，使人們從中得到啟迪，汲取力量，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更加忠誠核心、維護核心、捍衛核心，切實增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和決心，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在正定，有一份記憶，珍藏在許多人的腦海，歷經30多年不曾褪色。

在正定，有一種情感，沉淀在許多人的心里，歷經30多年不曾消減。

1982年3月，29歲的習近平來到這里，寫下了自己從政經歷的第一筆。

三年多時間，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習近平始終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

為百姓吃飽肚子，他勇于擔當，為“高產窮縣”減少征購跑省進京，實事求是反映人民心聲；

為鄉親致富，他不斷找尋讓群眾生活好起來、富起來的路子；

為了正定的未來，他關心教育，從校舍抓起，要求每個村莊最好的房子是學校；

……

“明天，我就離開正定了，這點兒錢留下給孩子們買圖書吧。”1985年5月赴廈門任職前，他仍牽掛著孩子們。

習近平牽掛著正定，正定人民也牽掛著他。

離休老干部閆月芬養成了追著習近平任職地電視臺看新聞的習慣：“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臺，他上浙江我就看浙江臺，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臺，他上了北京我就看中央臺。他心里有我們，我們心里也有他。”

“老書記好！”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已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習近平兩次到正定塔元莊村調研指導，當歡迎的人群中響起一聲聲“老書記”時，他高興地將手伸過去，與群眾一一握手。

在正定人的心目中，無論習近平走到哪里，職位多高，依然是當年那個心里裝著百姓的“老書記”。

摘掉“高產窮縣”的帽子

“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咱們這些領導對不起江東父老。”

——習近平

1983年8月，為了讓農民增收，時任正定縣委副書記習近平（右一）到河間縣考察棉花生產。（資料圖片）

1982年4月初的一天，緊鄰正定縣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隊部走進了幾個推著自行車的人。

“這是習書記，到你們村轉轉，了解了解情況。”有人向迎出來的大隊干部介紹身邊個子最高的年輕人。

1982年3月25日，主動要求到基層工作的習近平，被石家莊地委任命為正定縣委副書記。到任伊始，他就騎著自行車走村串戶，調查研究。

全縣第一個糧食畝產過千斤的三角村是習近平調研的首站。

可習近平沒想到，出了大隊部，和站在街頭的幾位群眾拉起家常，大家說到生活上的首要問題竟是“糧食不夠吃”。

“一年干下來，從年頭吃不到年尾。”

“誰家不夠吃了，就偷著去新樂、無極、藁城等鄰縣的村里換紅薯干吃。”

“一斤糧食能換三五斤紅薯干，總比餓肚子強。”

聽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習近平關心地追問：“村里這樣人家多嗎？”“別的村也這樣嗎？”

說話間，人群旁過去幾輛自行車，一位社員抬手指著車上馱著的小口袋告訴習近平：“你瞧，這準是去換紅薯干的。”

“近的騎十幾里，遠的騎幾十里。還得偷著，怕丟了先進村的人呢。”今年60歲的三角村村民馮新貞憶起往事，忍不住嘆息：“征購交得多，手里又沒錢買糧，沒辦法啊！”

上世紀70年代初，正定成為我國北方地區第一個糧食畝產“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的高產縣，被樹為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全縣每年糧食征購任務高達7600萬斤，交完征購，再扣除種子、飼料等，留下的口糧已經遠不夠百姓填飽肚子。由于保征購是政治任務，必須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麥下茬玉米。

馮新貞給記者算了筆當年的賬：“一斤小麥1毛2，一斤玉米8分，一畝地最多收入60多塊。棉花一斤一塊多，一畝地能收至少100多塊。你說，光種糧食，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錢？”

1981年底，全縣人均收入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錢。

從三角村調研回來沒多久，一天晚上，看到時任縣委副書記的程寶懷辦公室還亮著燈，習近平便推門進去。

“老程啊，領導說讓我到正定任職，是給我選了一個‘好縣’。依你看，什么是‘好縣’？”

程寶懷脫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縣啊。”

他給了習近平三個理由：一是對國家的貢獻大，每年上交糧食征購全省第一；二是縣里領導班子很團結；三是全國“農業學大寨”先進縣。“像三角村，又是先進中的先進，全國各地可都來參觀學習呢。”

習近平聽后笑了：“老程啊，我認為，是不是‘好縣’應該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來衡量。你剛才說的三角村，畝產過千斤可農民還吃不飽，偷著到外縣換紅薯干吃。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寶懷說。

習近平點點頭，繼續分析：“我覺得正定當前的現狀是，經濟上農業單打一，農業上糧食單打一。交的糧食越多，群眾收入越低，咱們實際是個‘高產窮縣’！”

最后，習近平鄭重地說：“我們應該向上級反映一下，爭取減少一部分征購。”

為什么習近平如此關注“高產窮縣”？

在一次縣委的小型座談會上，習近平進行了解釋：“絕不能光講糧食生產、光講高產糧，不講經濟效益。”“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咱們這些領導對不起江東父老。”

“高征購導致群眾吃不飽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獨有的。”當時在縣委辦公室資料組工作的李亞平說，在那個年代，向上級反映高征購問題，說輕了是思想覺悟低，說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場問題了。“要向上級反映這個事兒，心里沒把老百姓當回事，沒有點為民請命的擔當精神是下不了這個決心的。”

習近平的思考和提議與時任縣委副書記的呂玉蘭不謀而合。

在1994年習近平撰寫的《高風昭日月 亮節啟后人——深切懷念呂玉蘭同志》一文中，他贊揚呂玉蘭：“了解到征購過重情況后，就主張縣委如實向上級反映，經過努力，終于使糧食征購任務核減到4800萬斤，給正定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文中只字未提自己，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決這一問題中的貢獻。

“習書記和呂書記主張如實向上級反映，其實大家心里都贊成。”時任縣委辦公室干事的張銀耀說，但許多人有顧慮和擔心，一是怕有損全國“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的形象，二是怕上級領導不高興，三是怕對習近平個人政治前途有影響。

對這些顧慮和擔心，習近平的回答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實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應實事求是反映群眾心聲，反映現實問題。

因此，習近平與呂玉蘭一起，跑省進京，向各級相關部門反映這一問題。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與省、地兩級相關部門聯合組成了調查組。

調查組進村入戶下田，不到十天時間，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眾了解情況。

經過核查，調查組把正定糧食征購的實際情況摸清了。當年，全縣糧食征購任務減少了2800萬斤。

這一減，三角村村民家的飯桌上多了白面饅頭，少了紅薯干。

這一減，正定棉花種植面積很快由1萬畝增加到19萬畝。

為擴大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農民收入，習近平還在14.3萬畝河灘地上做起了文章。他提出，重點種植林果、花生、瓜菜等經濟效益好的作物。

在習近平的指導推動下，當時的西柏棠公社塔元莊大隊積極在河灘地上發展起棉花、花生等多種經濟作物種植。

塔元莊大隊人均耕地只有半畝，可開發利用的河灘地卻有幾百畝。

“我們就按習書記的指示，鼓勵社員搞開發。誰開發了收成就是誰的，大家伙兒積極性很高。”時任塔元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趙桂林回憶，挖壟溝、打機井、平整土地，河灘地上冬閑變成了冬忙。開發利用河灘地100多畝，一畝地就為農民增收約300元。

“后來習書記再到我們村調研時，我跟他說起河灘地的開發情況，他很高興。”趙桂林說。

經過這樣的“減”和“增”，1983年，正定縣農村人均收入達到358元，同比增長52.3%。

“解決高征購是習書記來后，啃下的第一塊硬骨頭。他為什么能實事求是、體恤百姓、為民請命？”曾采訪過習近平的原《河北青年》雜志編輯周偉思認為，因為吃過很多苦的他“見不得百姓受苦”。

周偉思曾問過習近平：“為什么要放棄優越的條件，主動申請到一個小縣城做基層工作？”

習近平的回答是，七年的插隊生活，使他忘不了農民的艱辛和農村的一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內心深處始終牽掛著遠方貧困的溝壑與山嶺……“我渴望盡自己的微薄力量，親手為他們做一點實在事情。”“在生我養我哺育我的人民身邊，和他們一起為理想、事業奮斗。”

周偉思發表于1984年的報告文學《而立之年》里記錄了習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歷程：

人生太短，在時間的長河里，真正干事業的時間不過二三十年。這二三十年來不得一刻荒蕪，來不得一點嬉皮笑臉。這樣，或許可以辦成一兩件事，或許對人類、社會、祖國可以做一點貢獻。這能有所貢獻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李亞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記中，也記載著習近平邊吃午飯邊聊時的真情流露：

“我現在可以說是從生活的鍋底一下翻到了社會的頂巔，可是自己覺得并沒有喜悅感、快樂感，總是感到有一種責任，就是再也不能讓文革那樣的情況重演了。”“舒適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我是準備著入‘苦海’的。”

在黨的十八大閉幕后的記者招待會上，作為總書記的習近平向全國人民莊嚴承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在正定，習近平從政伊始，就是這樣實踐的。

為萬元戶頒發“率先致富獎”

“治國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國強。”

——習近平

1985年1月20日，甘國田榮獲蓋有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縣長劉樹章印章的縣委書記縣長獎勵證書。（資料圖片）

1985年1月20日，屋外滴水成冰，屋內暖意融融。

“率先致富獎，甘國田、劉成永……”

正定縣招待所的會議廳里，一場氣氛莊重又熱烈的三級干部會正在進行。

與以往“三干會”不同，這一次，表彰先進是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

令與會者感到新鮮的是，表彰名目叫縣委書記、縣長獎，獎項有“伯樂獎”“自學成才獎”“特別獎”，甚至還有一個“率先致富獎”。表彰對象既有種花養雞的普通農民，也有干個體、辦私營企業的小老板。

正定鎮順城關村今年已經73歲的老大娘劉小果家的小木柜里，一直珍藏著一本獲獎證書。

略顯陳舊的紅色證書封皮，印著“縣委書記 縣長獎勵證書”字樣。內頁藍黑色鋼筆水寫就的字跡雖有褪色仍清晰可見：甘國田，男，42歲，正定鎮順城關農民，種花專業戶，一九八四年純收入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獎。批準人：習近平（印）、劉樹章（印），1985年1月20日。

在劉小果看來，這本證書記載著丈夫甘國田，一個普通農民一輩子最光榮的時刻。

“縣上發的獎，上面還有習書記的名字呢！”領獎回家半天了，甘國田把證書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其實，父親獲獎前，習書記就來過我家。加上后來，前前后后有好幾回。”如今已50歲的兒子甘語錄回憶，“有一次，他是在一個冬天快晌午的時候來的。”

那天，甘語錄忽然聽見院外有人招呼，開門一看，一個穿著綠軍大衣的人帶著幾個干部模樣的人走進了院子。聞聲而出的父親趕緊和來人握手，把大家讓進屋里。

“我在屋外聽長輩們說，那個領頭的是縣委書記。”甘語錄說，當時聊什么大事不知道，只記得客人們在家里坐了一個多小時，沒吃飯就走了。

“趕上月季花開的時候來了，習書記還會在不大的院子里走一圈，仔細看看月季花的長勢。”甘語錄記得，自家半畝地大的宅院里，一半是房子，另一半幾乎都種上了月季花。“那時候，月季花還是稀罕物，集市上，一盆花能賣3到5塊錢。”

后來，從小院到荒灘地，再到自家農田，甘家的月季花越開越旺，成為正定首批萬元戶之一。

以前只有勞模受表彰，誰知道在院里種個月季花，成了萬元戶也能當先進、上臺領獎？時至今日，甘語錄還記得鄉親們對于父親獲獎的驚訝。

不過，當年的“特別獎”獲得者、時任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組長的高培琦卻深知此舉的深遠意義：“開表彰大會、搞‘率先致富獎’是習書記提議的。寫著縣委書記和縣長名字的證書，300元獎金和一輛自行車，意味著政府給致富農民撐腰呢。”

支持并號召群眾靠勤勞致富，讓生活好起來、富起來，是習近平任職正定后，始終牽掛于心的大事。

“治國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國強。”1984年2月，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上這樣說。

上世紀80年代初，正定從事農業的人口占70%，從事其他行業的占30%，工農業總產值里農業占70%，其他占30%。習近平認為，應把這兩個比例顛倒過來——讓70%的人去搞多種經營，讓工業、副業、旅游業收入占70%。這樣群眾生活才能改善，經濟才能發展。

習近平發現，解決了高征購問題，發展多種經營與商品生產有了空間，但當時全縣干部群眾中卻普遍存在著“想富不敢富、想富不會富、想富不能富”的現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左”的思想干擾仍影響著正定，因干涉農民種瓜引發的留村“拔瓜事件”曾轟動全國，更是一度讓人談“富”色變。

在時任縣委辦公室資料組組長王志敏的記憶中，南牛公社樹路大隊村民就因私下買賣土布，被工商部門當作非法交易處罰。

習近平了解到這一情況，當即表示：村民們的交易行為并沒有損害國家利益，工商部門不應沒收。

樹路大隊的情況在正定并非個案。

在縣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深入分析了類似現象存在的原因，指出這是因為沒有劃清勤勞致富與剝削致富的界限，“把運用正當手段實現勤勞致富與投機鉆營、非法剝削混淆起來了”。

他還多次在會議上批評一些干部把先富起來的“兩戶一體（指專業戶、重點戶、經濟聯合體）”看成是搞歪門邪道的非“正統”百姓。他說，這是一種偏見。

1983年10月，習近平就任縣委書記。兩個月后，他就主持召開了全縣第一次大型商品生產會議——發展商品生產三級干部會議，會期長達5天半，590人參會。

會上，習近平明確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搞活農村經濟，使農民有更多的發展余地，這是時代的要求，黨的要求，農民的希望”。

翻看習近平當時的會議講話，“鼓勵勤勞致富、率先致富，是黨的一項基本政策”“正當的勞動致富，都是無可指責的，必須大力支持”的話多次出現。

如何在經濟上幫助扶持、在法律上堅決保護，使群眾能夠大膽致富、公開致富、光榮致富？

在習近平的主持推動下，縣委和縣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84年3月7日，縣委《關于大力發展“兩戶一體”的幾項規定》提出，“對于取得顯著成績的‘兩戶一體’，由縣政府為其頒發光榮證，并予以適當獎勵”。

1984年4月4日，縣委辦公室《關于認真檢查對待專業戶的一些錯誤做法的通知》提出，“對‘兩戶一體’進行打擊、刁難、阻礙的，要認真追查，嚴肅處理”“各級都要為‘兩戶一體’撐腰”。

李亞平介紹，習近平很重視“發揮致富樣板作用”，尤其是鼓勵他自己分包的滹沱河南片和城關片9鄉1鎮要率先致富。

習近平提出發展庭院經濟，通過搞試點、開現場會引導人們在自家院里搞副業，一批致富能手出現了，他們有的在院子里養魚種花，房頂上種菜，有的在院里建起大棚，冬天種花和錯季菜。

種月季花致富的甘國田就是這樣走進習近平視線的。

獲獎后，不僅正定縣很多人來買他家的月季花，縣外甚至省外也有人慕名而來。附近十里八鄉的鄉親一撥又一撥來參觀學習，越來越多的人種起了月季。

“不管誰來，不管誰問，他都耐心地教。”甘語錄說，那時父親說得最多的就是：習書記說了，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帶動鄉親們致富，才真的值！

習近平不光關注著泥土里走出的甘國田，他還希望涌現更多的致富帶頭人。

“大搞農工商、農民變工人、離土不離鄉”，這是習近平為正定發展商品生產謀劃的路子。

1983年，原本在縣廣播站工作的張新立，因愛好無線電發明，喜歡技術創新和改造，辭職辦起了春光電器廠。

1984年，廠里研制出一款新型舞臺燈光設備“彩色燈光聲控器”。習近平聽說后，馬上就來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子調研。

“我在廠里給他現場演示了這套產品。”張新立回憶，“習書記主動問我們廠有什么困難，還需要什么支持”。

讓他沒想到的是，得知廠子遇到銷路困難，習近平通過各種途徑幫忙介紹客戶，使春光電器廠的產品賣進了中央電視臺，廠子也就此活了起來。

1985年農歷正月初八，寒氣逼人。

“走，咱們給張新立拜年去！”一大早，習近平就帶著李亞平，騎車20里來到位于東權城村的春光電器廠。

習近平看車間，問經營，并叮囑，廠子發展再遇到什么困難，直接找他。

“習書記，張新立比你年齡還小，你又是縣委書記，咋給他拜上年了？”回到機關，李亞平不解地問。

“因為他這個致富典型很有意義，可以起到領路、示范作用。”習近平的回答意味深長。

為了孩子們而發火

“教育關系著子孫后代，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學校。”

——習近平

“習書記今天發火了！”

1984年3月的一天，習近平騎車下鄉回到機關大院不久，不少人便聽到這樣一個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員說，“這可是頭一回見習書記發這么大火”。

什么事惹得在人們眼中一向平易近人的習近平如此生氣？

原來，當天習近平一行騎車來到北賈村小學查看校舍。令他沒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賈村，小學竟然是這樣的景象：

坍塌的大門，破敗不堪，無人修葺，老師學生就從墻上的一個大窟窿進進出出；

一條馬車、拖拉機來回駛過的大道就算是操場，嘈雜而且危險；

因為風吹雨淋，十幾間教室房頂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沒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門要關關不上、想開開不了；

育紅班的教室里，孩子們擠滿一屋子，凳子不夠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這個樣子？這么破敗的學校，你們怎么看得下去？”習近平聲調有些提高，責問趕來的校長。

《而立之年》里記錄了習近平發火時的痛心：“將成為北賈村甚至成為中國棟梁的一代，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學習的？課桌，水泥板的，比凳子還低，你去趴半天試試看！日后，你這里不出人才，倒要出一批駝背，近視眼！”

聞訊趕來的村干部聽到習近平的批評，趕緊解釋：村里對學校的改善一直沒顧上，不夠重視，到時候……

“到什么時候？”習近平打斷村干部的回答，“你們今晚就開會落實整改，下星期去縣教育局報計劃。至少先要有院墻、燈泡、玻璃，有木頭的課桌板凳。”

“就你們村的條件，不應該把小學搞成這個樣子，完全有條件把學校好好改善。如果一個月內你們還不行動，就要撤你的職！這件事還要告訴鄉里，鄉黨委也要督促過問，否則，他們要負‘連坐’責任！”

臨走時，習近平語氣有所緩和：“你們呀，對不起你們的子弟。”

據說，這是習近平就任縣委書記后第一次下鄉發火。在回機關的路上，習近平還反復向身邊的同志們強調：人命關天，怎么能當兒戲。教育關系著子孫后代。

習近平深知，教育興，人才興，事業興。事實上，早在1982年春，習近平開始分管教育工作后不久，就建議并部署了對全縣學校危房的一次大普查。

普查的起因是他聽到許多群眾反映，孩子在家是寶貝，到了學校是乞丐，許多村最破的是學校，甚至流傳著“遠看像破廟，近看是學校”“黑屋子、土臺子、泥孩子”的順口溜。

普查結果令習近平吃驚。

全縣200多個村的中小學校，竟有3500多平方米的校舍是危房，萬余名小學生常年趴在水泥板課桌或者土坯臺上上課，4萬多名中小學生自帶板凳，大部分校舍陳舊，不能遮風擋雨，教室窗戶無玻璃，冬天無取暖設備……

由于體制原因，辦教育、搞投資、管學校一直被認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隊在辦學上形成了與己無關的“慣性”。

雖說歸教育局管，可正定當時是“吃飯財政”，1982年財政收入才1296萬元，除去教師工資等“大頭兒”，用于教育的款項已經剩不下多少錢來維修校舍。

為了扭轉這個被動局面，習近平在全縣教育工作“三干會”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與公社、大隊無關”的思想，一個公社，一個大隊，對轄區的學校是主管單位，實行“誰家的孩子誰抱”。